一、“中國制造”的特殊關口

這次疫情發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特殊的階段。2003年SARS，是中國入世第三年，中國經濟處在快速上升的黃金通道，SARS造成的經濟創傷很快平復。從2016年以來，中國經濟處在一個下行期，用標準的說法，叫發展階段轉換，叫新常態，叫L型。GDP增幅，2003年10.03%，2019年6.1%，已然下降了4個多百分點。

不管是我們自己的經濟發展階段，還是外部環境，都出現了新的情況，新的變化。2015年股災，隨后民間金融爆雷，民間投資懸崖式下滑，豬瘟，2018年開始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第一階段協議剛簽，就出現這個疫情，有了重疊效應，對人們預期的破壞性，起了放大作用。

中國的大國崛起，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都是靠制造業。2009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國，2010年成為第一制造業大國，2011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13年成為全球第一貿易大國。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主要靠制造業支撐，工業大國、軍事大國，都是靠制造業。制造業和疫情的關系，雖然不像飲食業、旅游業這么直接，但其影響卻是深層次的。

中國全球化程度最高的部分就是制造業，受益最大的，也是制造業，疫情持續擴散，對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化將帶來考驗。制造業在全球化的嵌入程度大大高于農業、三產、文化等其它產業。與十多年前非典時比，第二產業比重下降了，所以有人認為，此次疫情對制造業影響并不大。其實這只是問題的一方面，我們還必須看到，比起2003年，中國制造業的全球化程度大大提高了。

特朗普上臺以后，與主要發達國家和地區逐一簽署單邊或多邊自由貿易協議，架空了中國得益最多的WTO。最壞情況下，中國制造將不得不面對郭臺銘所說的兩套規則、兩個體系的國際新格局。2018年以來，美國想孤立中國制造業，與美世界脫鉤。美國商務部長羅斯在疫情開始講過一句很不厚道的話“新冠肺炎有助于美國制造業回歸到國內”。

2018年年中我們就提出了穩就業，而制造業是解決就業，甚至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F在還有2.4億農民工，制造業是大頭。通過發展制造業，搞工業化，中國完成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推動了城市化。制造業一旦持續停工停產，不僅是中國工業化進程要停，城市化也要停，不用說，穩就業也就成了大問題。

中國的制造業現在正處在一個轉型升級的關鍵階段。我們2015年提出“中國制造2025”，今年是第五年。五大工程，十大領域，都在實施當中，由制造大國向制造強國轉變，正在爬坡過坎的關鍵階段。然而，從2018年開始，高技術制造，中國面臨美國的圍堵；傳統制造，又有東南亞國家追趕；而國內制造業面臨著要素成本全面上升的擠壓。中國制造可以說是遭遇了三面夾擊的情形。疫情對中國制造業轉型、制造強國戰略的實施，都將產生一系列的困難和風險。

尤其值得引起警惕的是，疫情延續下去，還可能動搖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和制造大國地位。所以，這場疫情對中國制造而言，是一次大考，一場迎頭風，一次極限承壓。

二、制造業能否鳳凰涅槃

當然，中國制造的大勢沒有變，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的基本面也沒有變，對疫后恢復充滿信心。中國是工業門類最全的國家，產業鏈相對完整。中國經濟加工型、過剩型特點還是沒有變，中國國內的市場潛力十分巨大，城市化進程尚在途中，消費升級蓄勢待發，新經濟勢頭正猛。疫后經濟恢復相對容易。只要繼續堅持實體立國的方針，國家總體政策方向正確，少走彎路，有中國制造多年的基礎和積累，鳳凰涅槃，跨過大疫之年這個坎，不會有大問題。

這次疫情對制造業的直接影響，主要有五個方面的判斷。因為疫情還在持續當中，影響程度很難定量化，我們只能做一些邏輯推演和初步預測。

第一，疫情對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影響最大。由于實體工廠對要素線下流動性要求比較高，尤其勞動力流、物流依賴程度高，而人、原輔材料、半成品、產品這些要素的流動，是要接觸的，是需要載體的。制造業企業的農民工，村里出不來，廠里進不去。還有一些重化企業，雖然勞動密集程度不高，但大出大進，一般都在水陸空快速通道邊上。就如同人的血管不通了，人的生命體征很快就會消失。

第二，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制造業受到相關產業拖累。交通、物流、酒店、娛樂、商業地產，里面近30%-50%是制造業。一些新型服務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迅速，甚至超過生活性服務業，制造業比重更高。而這些行業一旦停擺，必然傳導到加工制造業，上下游老客戶新客戶的訂單都要減少。餐飲業關門，所有做食材的、做耗材的、做包裝的，給餐飲店做裝修的，都得停下。

第三，制造業的消費、出口下滑明顯，投資也將會下降。制造業是供給側，消費下降必然出現供給過剩。線下消費大幅下降，不光當下消費，疫情也影響到人們收入，未來消費也會削減；出口方面，因為航運停止，或因檢疫以及其它嚴厲管制措施，丟單、違約時有發生，外貿大幅下滑；商業地產方面，由于顧客驟減，門店蕭條，影響更是直接而明顯；投資方面，由于企業產能利用率低，利潤下滑，來自民間的高效率投資，將缺乏源頭活水，對投資預期也會產生負面影響；資本市場方面，疫情期間的股市沖高，因沒有經濟基本面支持，更須理性謹慎看待。

第四，疫情威脅中國制造業產業鏈安全。中國在電子、機械和設備領域已經全面融入全球價值鏈，產出占全球份額高達38%-42%。由于產品細分，產業鏈全球化，中國出口產品中，中間產品比重高，占全球產值比重高。印度、越南、柬埔寨要替代，絕不是一年兩年就能行的事。我們有這個自信。但疫情期間，要防止國際廠商將制造業關鍵環節從中國轉移出去。以汽車和手機為例。湖北是汽車大省，很多汽車的零配件廠商在湖北，因為疫情，為國際市場供應零汽車配件的工廠基本停工。再如手機，全世界最大的手機生產企業是富士康，鄭州的富士康工業園區20多萬人，這種人員集中的生產線肯定受到影響。一旦訂單轉移蔓延，供應鏈重組就會隨之而來，中國制造在全球產業鏈的分工就面臨重構的危險。而且，趁著疫情，某些國家在我們進出口依賴程度較高的產品上再次趁機要價，出臺新的干預政策或壁壘政策，這些都有可能。

第五，醫藥、醫療、醫護類制造業，收益增加，迎來利好。新冠肺炎的爆發暴露了我國醫療器械尤其體外檢測設備的短板，未來向“國產化”發展的進程會加速；政策向疫情傾斜，特事特辦，利好創新藥。生物醫藥研發，尤其特效藥、化學試劑和疫苗，其市場需求將持續存在一段時間，企業會獲得超額收益；互聯網醫療、大數據醫療享受流量紅利，成為線下醫療的重要補充，老齡社會的到來，醫護、護理市場將迅速發育，老年健康產業和醫養結合式服務將進入越來越多的家庭。這對相關制造業會起到拉動作用。

三、大疫后的中國經濟

此次疫情對存量經濟形成較大沖擊。這些年支撐我們經濟社會發展的主力是民營經濟和中小企業。但是民營企業中小企業普遍抗風險能力弱，利潤低，債務重，這次疫情，將使量大面廣的民營企業生存環境進一步惡化。北大光華學院有一個調查，中小企業流動資金大多數只能維持三個月（渣打銀行調查是4.5個月），如果這次停工時間超過三個月，就要死亡一大批中小企業，出現就業困難，一些企業可能還來不及享受國家的挽救措施、減免政策，就已經倒閉。

如果將中國社會分為家庭、企業、政府三維的話，這次疫情受到影響最大沖擊的是企業，其次是家庭。政府工作人員至少個人收入有保障。此次疫情對中國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對現有的經濟存量，將產生部分的滅失作用。

經濟下行壓力增大背景下，中小企業民營企業需要給予特殊的關照。民營經濟，是到了放水養魚、休養生息的時候了，能給，就給它們一些普惠政策，給不了，也再不要嚇唬它，折騰它。我覺得，免稅免租免息、三險一金返還等等都是小事，能把我們80年代以來的一些發展市場經濟的基本政策、基本經驗，把它堅持好，把十八屆三中全會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的文件精神落到實處。最怕遇到困難就走回頭路?！芭e國體制”雖然在特殊時期具有高效率，但如果因此繼續加強“舉國體制”優勢和國有經濟力量，改變市場化改革方向，降低改革的力度，擠壓民營經濟和私人企業，那將有很大的問題。

疫情后期，或者疫情結束之后，有可能會出現通脹。之所以產生通貨膨脹，兩個原因，一方面，企業停產，商品供應有了缺口，引起物價上漲，最典型的是口罩等護理用品，尤其快遞貨運受到限制以后，帶動相關產品和服務價格普遍上漲；另一方面，災情過后，會馬上出臺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得把貨幣發出去，找到債務人，才會產生新的投資。這是各國應對衰退、應對危機的基本手段。大衰退，伴隨大通脹，隨后又有可能政策回調出現通縮。

疫情對全年經濟增長大致會影響0.5%到0.9%，2020年GDP增長應該在5%或者5%過一點。當然，這些只是經濟學家和統計學家的預測，最終的實際影響，取決于三個因素：

1、疫情的延續時間，延續三個月、六個月，大不一樣；

2、疫后復工的效率，復產的飽和度，經濟創傷平復和經濟活力恢復政策舉措的適宜性和有效性；

3、還取決于各級政府統籌疫情防控與經濟發展的能力，處理局部疫情與全局工作關系的能力。疫情會影響到社會穩定、政治穩定，但要防止經濟發展不必要的犧牲，防止矯枉過正，要注意主要矛盾的轉換。